1、孙中山遗嘱儿女当自爱 
　　孙中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等职，可谓官高权重。然而，他为公而忘私，一生清廉，临终时只留下自己用过的一些衣物以及2000本书籍和一所住宅，住宅还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为他募捐购买的。他留下的《家属遗嘱》中说：“余因尽瘁国事，不置家产，其所遗之书籍、衣物、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，以为纪念。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，望各自爱，以继余志。此嘱。” 
    2、毛泽东的廉洁故事 
   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，1929年1月，红四军下井冈山，迂回于赣南、闽西之间，毛主席行军，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，可部队中的伤兵、病号、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。虽说毛主席是党委书记，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，同吃一盆菜，没有丝毫区别。 
    1932年，红军打到漳州，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。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，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，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，就把脚一伸，说：“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，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，你看还是好的。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，袜面也太稀薄，经不起洗了。”主席说着，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。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，也不知用了多少年，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，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。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，但是他硬是不要。 
    3、董必武：人民公仆 党的“老牛” 
    董必武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，以党和人民的“老牛”自勉，他常说：“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，如果不为群众服务，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？”他赋诗吟唱：“革命原非为个人，支持群众得翻身。”他不仅严以律己，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，教育他们正直做人，勤奋学习和工作，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。建国后，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做了“大官”，便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、升学以及购买拖拉机、钢材等等。他一律加以拒绝，并谆谆教育他们：“我受党的委托，人民的信任，参加国家领导，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，也是维护者，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，革命不是做官。” 1975年他在北京逝世，叶剑英在追悼会上说：“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，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”！ 
4、共和国三位总理的廉洁小故事 
    周恩来总理“拒请” 
    1958年7月，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，风尘仆仆，日夜操劳。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，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。宴会地点，就安排在县委院内；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，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，只是些瓜菜而已。尽管这样，在宴会结束时，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党向民同志，你一月有多少收入，我清清楚楚。这样一顿饭，你请不起，还是算我请客吧！”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，把300元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。 
    朱镕基总理“罢宴”——不离开宴会厅，单独吃工作餐。 
    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，被带到宴会大厅，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，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，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，要设宴人就在这个角落另摆一桌，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。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，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，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。 
    温家宝总理“罢宴”——提前打招呼，谢绝摆宴自个吃。 
    据2004年7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网报道介绍，“十六大”之后，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。在吃饭的问题上，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，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。他对个人吃饭有“三条标准”，即：第一，不让任何人陪吃；第二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，不得剩下；第三，关于饭菜的质量：“清清淡淡，汤汤水水，热热乎乎。” 
    5、孔繁森廉洁小故事 
   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，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。他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，由于生活拮据，到血库要求献血，在外人眼里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。1993年，妻子到西藏探亲，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。由于看病，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，只好向孔繁森要钱，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，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。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，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。回到济南后，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，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：“学校让交学杂费，我写信给爸爸，爸爸让我跟您要。”他妻子一听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———自己身上剩下的钱，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，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！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，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。他给群众买药，扶贫济困少则百十元钱，多则上千元。他因车祸牺牲后，人们在他的遗体上只找到8元6角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。 
    6、牛玉儒：一位市委书记的政治遗产 
    2004年8月14日．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因积劳成疾，不幸英年早逝。消息传来，老百姓扼腕痛惜。 
    25岁当公社党委书记，32岁拥有副厅级职衔．48岁任省部级高官——牛玉儒最清楚，手中不断加重的权力该怎么用。 
    谋事不求官 
    1996年11月。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。这是一次“平调低任”。人们纷纷议论和猜测：犯错误了？领导不喜欢了？他却不以为然。 
    当时国企改革和社保事业发展进入攻坚时期，包头有很多企业不愿意交社保金、养老金。牛玉儒说，在保障民生问题上不能患得患失，并采取有力措施，使企业社保养老金收缴从过去不到50％提高到93％。曾任市长助理的道尔吉说：“牛市长正直啊，他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从来不回避矛盾，敢负责。”到2000年9月，包头市完成的居民住宅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％，当年获评“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”，并在2002年获得“联合国人居奖”。 
    用权于民 
   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，呼市新世纪广场，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王玉海的出租车。“他让我随便走，我以为是外地人呢。”王玉海说。他说是新来的市委书记。他问我哪条路最堵车，道路应该怎么拓宽? “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，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。”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。 
   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，清晨6点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；葬礼那天下着雨，出租车司机、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，聚集在吊唁厅门外。 
    “伯乐相马”的标准 
    牛玉儒从不隐晦自己的用人原则：手脚干净，想干事，能干成事。他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也是从“事”上看起。北京支援内蒙古的博士团成员张伯旭曾任北京市电子办副主任，原本是到呼盟挂职当副市长，却被牛玉儒“截流”了。牛玉儒说要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与乳业、电力鼎足的呼市支柱产业。张伯旭被牛玉儒的胆识所打动，很快，张伯旭与台湾建鼎集团洽谈，引进了20多亿元的汉鼎光电项目，并在当年实现产值80亿元，2006年实现产值200亿元。 
    清廉家风 
    呼和浩特市原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清正廉洁、不享特权的高尚行为更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。牛玉儒能勤政为民、鞠躬尽瘁，成为党的好干部，人民的贴心人，与他的清廉家风是分不开的。 
    牛玉儒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党员，儿子当了“大官”还不忘提醒儿子。一次，老人看了京剧《铡包勉》，心有感触，忙给牛玉儒写了一封信：“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，只有你当了领导，一定要清廉，像包公一样，堂堂正正！” 听说牛玉儒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相求，老人却感到欣慰。他在电话中劝道：“玉儒，亲戚越骂你，老百姓就会越信任你……” 
    清廉家风源于做好亲人的思想工作。牛玉儒的5个兄妹，至今全是普通百姓。妹夫几年前下岗，妹妹打来电话求助，牛玉儒说：“这事三哥我不能管，下岗是个普遍问题，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，给别人带个头。” 二哥的孩子想找份工作，二嫂千里迢迢找来，牛玉儒把二嫂接到家，热情款待。但一听这事，一口回绝：“这样的事不要找我!”二嫂当时就哭了。最后，孩子靠自己努力，进了一家企业工作。牛玉儒得知后非常高兴。 
    清廉家风源于家人的支持。对家人，牛玉儒约法三章：不准开门，不准收礼，不准说情。无论任自治区副主席，还是做市委书记，牛玉儒家门前总是“访客”不断。倘是送礼的，家人劝其把礼品拿走，有事到办公室说；若是上访户在家门口等，牛玉儒就让爱人把他们让进来，沏茶倒水，热情接待。 
    家庭是每个人的“港湾”。牛玉儒成长为党的好干部，人民的贴心人，与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，但与父辈的教育、亲人的理解、家人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。可见，家风与工作作风紧密相关。